從銅鑼灣事件談中國的禁書問題

國民黨給我們一個錯誤的觀念說整個中國都在拼經濟，只有我們在搞文革，在中國累積生活超過四年，去過 20 省，在中國北中南都住過的我應該最有發言權，此說完全錯誤！在中國經濟只是政治的延續，在中國的投資、生產、銷售絕對無法避開政治的話題。

借用香港陶傑先生的話：

馬英九的國民黨好像一群嬰兒，一上台就說「拼經濟」。不錯，經濟固然是重點，但以台灣的處境，一旦與大陸發生任何經濟往來，在中方眼中皆是百分之二百的政治。中台之間是沒有純粹的「經貿關係」的，一切經貿互動皆是鬥爭。不是你國民黨想不想的問題，而是共產黨七十年來已經將任何交往或不交往，都定性為鬥爭。

我工作上接觸最多是中國現在 35~65 歲中間到中上階層這一輩，他們成長的過程中都歷經過精實冗長的政治學習課程，使得他們對政治學習課程衍生的共產黨史、國共鬥爭史、民國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甚至俄共簡史都有基本的認識，我想像過如果抓他們進行「國民黨基本常識測驗」的話大概平均有80分，抓同樣背景年齡的台灣人做「共產黨基本常識測驗」那大概只有30分。

當然！我們可以稱這些「政治學習課程」為洗腦，偏偏這些洗腦課程又刻意忽略了某些段落，例如大饑荒、文革、六四事件等。強制洗腦的後果就是生產了大多數的順民以及一小群的懷疑者，而這些懷疑者又以具有黨員身分、高學歷、高所得者居多。

我囉囉嗦嗦講了這麼多，是要說明你在機場看到的中國禁書最大的潛在客戶不是香港人！不是台灣人！不是庸庸碌碌的低素質 26 旅客，而是我上一段形容的「懷疑者」：一批具有黨員身分、高學歷、高所得中國旅客。

禁書作者大多仍來自中國境內，會成為禁書只有一個原因就是無法通過中國圖書印刷一條龍的審核，有些作者同意刪減部分內容後在中國境內出版，如果拒絕被刪減的出路就是拿到國外找出版社，這樣的故事太多了，例如有一本作者用筆名的《川西大躍進紀實》，跟著內容一看 ～ 這作者根本就是當年毛澤東訪川西時跟在身邊的高幹留下的紀錄嘛！

中國近 50 年歷經「近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波折，民間有很多人基於責任感會去寫 ∕ 留下這段紀錄，例如我聽聞附近一位年近 70 歲的作者，他本身就是造反派紅衛兵出身，近 20 年他專心研究某市文革三年記錄，收集資料對同儕做口述記錄，他希望有一天自己的作品就像《川西大躍進紀實》那樣一躍成名。可以想像整個中國還有多少這樣的作者在為電腦裡的文稿苦尋伯樂？

香港有很多親身經歷 60~70 年代中國的出版業者，同時有流量最大的陸客，最適合扮演這種伯樂角色，十幾年前過境赤鱲角機場對到處可見的禁書應該都不陌生，這也代表江澤民、胡錦濤時代比較能夠遵守一國兩制的承諾，最好的案例就是暢銷禁書《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作者高華 (1954~2011) 教授，這本書傳入中國境內「氾濫」到歷史系學生人手一冊，有些教授甚至以是否讀過此書來判別學生對中共黨史的了解，中共直接打壓高華讓他無法取得獲聘學校當地的戶籍，又阻撓高教授治療癌症，甚至不讓龍應台安排他前往台灣治療，高教授最後鬱鬱以終。即使如此，胡錦濤時代只敢「關門打狗」不敢將任何一隻手伸向香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出版商及每一個展示攤位。

對照 2015 年起發生的銅鑼灣書局事件，我的判讀就是：他不再跟你玩江、胡那一套西方合約觀念了，而是完全按自己的「遊戲方法」操作！一個常任理事大國竟然玩起了 1970 年代金日成到香港綁架南韓藝人那一套！甚至可以說撕裂鄧小平 1980 年代承諾的指標。

未來歷史學者回頭看，將是東亞史上大事一件！


參考：

高華教授真實死因首次公開
中國禁書議題 Plurk 討論

從中國讀近代史心得１

中共的長征油畫

到了中國跟這邊的朋友聊到近代史時，有一段雙方難以互相溝通的片段，各說各話，人物和年代根本對不起來，那就是 1912~1945年這一段歷史～～

我們受的樣板時間架構是辛亥革命後、孫中山二次革命、蔣介石北伐成功、黃金十年、西安事變、直到抗日八年。 

共產黨版的時間架構是：蘇俄革命、五四運動、1921共產黨成立、第一次國共合作、1927蔣介石清黨、江西瑞金政府、長征、遵義會議、第二次國共合作、延安整風運動。

當他們提到 1912~1945年共產黨史裡的重大事件如蔣介石五次剿共、安源罷工、肅 AB 團事件、皖南事件、百團大戰、華北地下工作等等，我們聽到人物、地點像是另一個行星的對話了，這些「外星人的語言」早期台灣大概只有陳永發教授可以翻譯。

近 20 年兩岸溝通之後，網路上查到的簡體字資料絕大多數還是受到意識形態影響，不能直接採信，我建議看幾個專門研究中共黨史教授例如王奇生、楊天石、楊奎松、高華寫的書，他們共同點是近年為了查資料跟西方、蘇俄、台灣進行對照，甚至到台灣短期講學，他們的著作也開始在誠品書局的角落裡出現。

共產黨人物方面也有類似問題，透過課本和反共媒體大家對毛澤東、周恩來、林彪、彭德懷、劉少奇、鄧小平、江青人格特質算是稍有概念了。但是扯到 1912~1945 年這一段黨史又出現了王明、博古、張聞天、王稼祥、董克武、胡喬木、李立三、丁玲、周揚 etc 這些戲分偏重卻又陌生的演員，初看一頭霧水，就像看三國演義一樣，只能學習慢慢去捉摸他們的特性了。

國民黨灌輸的歷史架構裡，首先是忽略不談中國共產黨的背後的偉大願景，第三國際！

第三國際成立於1919年3月2日，在莫斯科成立，當時俄國無產階級已經革命成功，建立蘇維埃政府。第三國際本名「共產國際」，以別於第二國際的本名「社會主義國際」。第三國際初成立時各國支部差不多皆為第二國際原有的支部分裂出來的，即第二國際中的革命派發展為第三國際，正式拋棄改良主義，而號召世界革命。

中國共產黨崛起不是少數幾個人的意志而已，一定要知道有總部在莫斯科的第三國際在背後指揮中國共產黨，第三國際採取類似天主教梵諦岡的中央集權指揮法，支部領導人、經費、重要政策都由莫斯科指派。

有個最指標性的案例是1929 年中東路事件發生，張學良驅逐蘇俄人，鬧到中華民國甚至與蘇俄宣布斷交，第三國際誤判為日本即將進攻蘇俄，1931 年 918 事件發生更堅定了蘇俄的判斷，第三國際發給中共的口號叫「保衛中國，保衛蘇聯」，第一句話沒話好說，第二句就很矛盾了！此時正在南方打游擊的中國共產黨到底要站哪一邊？

位於四川山區，紅軍留下的歷史遺跡

在前述中央集權式的指揮下，有奶便是娘！為了經費還是乖乖站蘇俄母親那一邊，反之，以民族主義為優先考量的創黨主席陳獨秀就因反對「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而遭到開除。

在我們的課本裡，掠過他們與第三國際的密切關係，讀者自然會把中共判讀成一群類似水滸傳那樣結構鬆散的土匪，另一方面又很疑惑國民政府怎會敗給這樣的土匪組織？過去在正統的教科書裡，「土匪組織」中國共產黨只有在 1936 年西安事變時站上舞台短暫演個配角，抗戰八年用很籠統的「一分抗日、兩分對付國民黨、七分壯大自己」帶過，國立編譯館那群老騙子絕口不提 1936~1937 年的國共第二次合作，不提雙方在武漢的一段蜜月時期（可參考蘇俄航空志願隊一文），因此無法解釋 1945 年之後這群「土匪組織」為何快速崛起？無法解釋國民政府內為何有那麼多的共產間諜？為何這批人崛起四年內就把勞苦功高的國民黨趕跑了。

我說的那群老騙子（國立編譯館）只好用「蘇俄佔領東北，接受日本武器，美國馬歇爾幫倒忙」這種騙小孩都很勉強理由來推託國民黨 1945~1949 年間鋪天蓋地的大挫敗。

「幸好」接下來共產黨在 1958 年底到 1978 年這 20 年把中國大陸搞得一團亂，剛好可以呼應過去國立編譯館對共產黨的「土匪化」、「妖魔化」，這樣的解釋除了極少數的「9.2%」之外，大多數人從 1980年代柏楊、李敖、黨外雜誌出現時應該就看出破綻了。

柏楊、李敖、80 年代黨外雜誌告訴我們國民黨的謊話在哪裡？盲點是從來沒有人告訴我們 1921~1949 年間「土匪組織」共產黨如何快速崛起？為什麼崛起？做了什麼事？

下次再談共產黨的崛起故事。


從中國讀近代史心得 2 - 毛澤東割闌尾

蘇俄在中國 (1) 航空隊

以武漢為基地的蘇俄航空隊，中共的王明，周恩來當時也駐在武漢

在中國空閒時一大樂趣就是在這裡讀中共黨史，相對於國民黨、民進黨的柔性政黨，共產黨是一個組織嚴密的政黨，收集全中國的菁英所組成，你遇到相關問題時也會有很多的黨員可以為你解答，陪你討論，學習速度百倍於身在台灣，要看中共黨史時免不了會扯到民國史甚至清末史，去年馬英九接見了蘇聯航空志願隊後人，這個航空隊還曾經轟炸松山機場！引起廣大鄉民一頭霧水。

這非常有趣！代表著～我們的歷史課本在「反共抗俄」的前提下，選擇性陳述甚至撒謊

我找到高華教授的文章 "談談抗戰歷史的幾個問題" 寫的

1936年，陳立夫奉蔣之命和蘇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接觸，希望與蘇結成軍事同盟，“使日本知難而退”。蔣的這一舉動還有另一考慮：“使蘇俄不要乘中日戰爭而幫助中共”。但蘇不願和中國簽訂軍事同盟條約。 

1937 年春，經鮑大使和王寵惠外長多次談判，雙方於 8 月 21 日在南京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這個條約的實際意義是蘇聯願向中國提供軍援。 1937－1939 年是蘇聯援華的高潮。蘇聯是這一階段最大的援華國家。抗戰爆發後，立法院院長孫科三次赴蘇，獲得了 2.5 億美元的軍事貸款，楊杰將軍任駐蘇大使，專門接洽軍火來華問題。蘇空軍援華計 1000 架飛機，2000 名飛行員，500 名蘇聯軍事顧問活躍在中國幾個戰區，並通過從阿拉木圖（哈薩克城市）－迪化（烏魯木齊）－蘭州的戰略公路，援助中國大量的軍火。 

1939 年，蔣通過孫科向史達林請求，再派北伐時期蘇聯軍事總顧問加倫將軍來華。加倫將軍又名勃留赫爾，1930 年代初升任蘇聯元帥，是蘇聯遠東紅軍總司令，但孫科被告知：加倫是日本間諜，已被處死。當然，被強加在加倫將軍頭上的罪名是子虛烏有的。二戰爆發後，蘇聯對華援助逐漸減少， 1940 年後，蘇空軍飛行員和顧問陸續回國，對華軍援停止。

這件事有個背景是 1931 年 918 事變之後蔣介石希望拉攏蘇俄（雙方在 1927 年 412 清黨事件撕破臉）制衡日本，雙方在 1933 年復交，到了 1936, 1937 蘇俄也認為只有蔣介石還能抗日（蘇俄怕日本在東邊侵略蘇俄），他們背後扶植的中共尚未成型。

另外從蘇俄軍援事件看已經在蘇俄待 12 年，一度流落烏拉山的蔣經國何時返回中國的？1937 年 4 月。BJ4

在台灣標榜「反共抗俄」的中華民國絕口不提「1000架飛機，2000名飛行員，500名蘇聯軍事顧問」，只提 82 名飛行員 79 架飛機的美國飛虎隊，只能說中華民國辛苦了！後人也辛苦了。

在中國兩股最大的外來勢力是蘇俄和日本，日本勢力只有兩股高峰期一是 1895 年甲午戰爭到1919 年五四運動以及上一篇提過的 80 年代初，台灣對日本文化影響毫不陌生，這裡的日本風影響對台灣來說只能算小兒科，但是台灣陌生的蘇俄風格影響從 1919 年之後至今已經入腦入骨，無法抹去。這一篇算是開頭，以後會另專題介紹。


參考 :「正義之剣」-蘇聯援華空軍志願隊保衛中國天空的俄國人

全國統一的一首音樂

孔老夫子有句話叫「禮失而求諸野。」實在非常有道理！

四線的縣城是我認為最接近真正中國面貌和結構的地方，這裡也有年輕人外流的問題，也有鄰鄉農村或他省來租居的農民，但是自己擁有房屋，過著穩定三代同堂或二代同堂的住戶佔絕大多數，這些人不裝客氣，他們奮鬥求生、愛恨情仇、吃喝嫖賭的故事就每天在你身邊上演，結構跟台灣５萬人左右的小鎮類似。

從之前提到一篇人口的流動可以推知這些縣城近 20 年遇到農村人口湧入加上地方官員喜歡土地重劃（你懂的！），面積瞬間擴張了 5~10 倍，變得有點亂了，常聽說很多純樸的阿公、阿嬤一出門就迷路回不了家。

我以前租過一個小區很特別，他在鎮政府旁邊，鎮政府還保有計劃經濟時代留下來的擴音器，每天早上 8:00 和晚上 6:00 會用標準的北京腔報時，聲音不大，整個鎮可能只剩不到 10% 的人聽得到，包括我。

報時我能接受！不解的是擴音器常常播放一首我完全「陌生的音樂」。後來去農村，農村擴音器也常常聽到這首「陌生的音樂」

有次我上網找一位我尊敬的高華 (1954~2011) 教授的資料，才赫然發現～這「陌生的音樂」原來是一首哀樂。

1936年，中國工農紅軍在陝北這個革命根據地站穩了腳跟。但是就在這一年，陝北革命根據地的重要締造者——劉志丹同志，在一次戰鬥中不幸光榮犧牲。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主席毛澤東同志在悲痛之中，交給邊區的文藝工作者一個重要任務：迅速創作一首葬禮音樂，用於即將舉行的劉志丹同志追悼會上。於是，以“人民藝術家”馬可（1918－1976，享有世界聲譽的中國現代作曲家。。。。。。。。。創作組最後結合了兩首陝北民歌《繡荷包》與《珍珠倒捲簾》的主旋律，稍加修改，並將速度降為“極慢”，成為一首悽楚動人的管樂曲，這就是一直沿用至今的“哀樂”。

我問一位中學教師，她說從小就是聽這一首，毛澤東、鄧小平也只能播這首，縣城、農村的擴音器播放是要讓更多的鄰居知道，過去弔唁一下。

縣城裡告別式開始時間一定選在清晨至少8:00以前，農村可能排在6:00甚至更早，這一點就跟台灣風俗民情完全不同了，原因是他們告別式結束後要趕中午時間到縣城裡的火葬場處理，考量交通因素之後，愈偏遠的農村告別式時間愈早，缺點就是周邊居民必須要天亮前就受到這類喪禮噪音干擾。告別式千篇一律必須用錄音設備播放這首《公祭劉志丹》。

縣城裡普遍相信民不與官鬥，而且公安、城管、以及可以一大串告密的機關、鄰居都在附近，最好不要惹麻煩。政府要我們怎麼做？我們就照辦

到了農村裡就常常有擦邊球的演出了， 2017年我暫時搬到屬於農村的新港城之後，有一天清晨不到 6:00 我聽到的不是《公祭劉志丹》而是我熟悉的台灣歌曲《針線情》，而且是用真人樂隊演奏的《針線情》。

我眼睛還沒睜開就忍不住開始思考～

「可以這樣跟政府對幹嗎？」
「政府會干涉嗎？」

等到樂隊演奏的《針線情》停下來之後，我隱隱約約又聽到錄音機播放的《公祭劉志丹》

喔！這一天我還沒睜開眼睛就上了一課了，新港城的拆遷戶通常是暴發戶，往生者或許已經指名要聽《針線情》這首歌，但是家人並未把政府規定的公祭音樂拿掉，最好的方法就是公祭音樂維持小聲播放，但另外找樂隊來達成往生者的心願，萬一政府上門找麻煩的話，嘿嘿！哀家可是從頭到尾按規定播放《公祭劉志丹》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