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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2日 星期四

六四前夕補遺



我對六四事件的概略敘述已在前幾年提出,不再重複,發生那幾天的報導太多了,我反而一直想從六四的醞釀背景條件來談一下這個問題,六四事件就兩個口號,一個“要自由要民主”,一個“反腐敗反官倒”。

這個口號裡面,台灣人比較模糊的應該是「官倒」這兩個字!

要更深入了解六四事件,以及了解何謂「官倒」,談到「官倒」一定要先了解「個體戶」這個 78 年新創名詞的真正含意!

1978 年鄧小平發動改革開放時,同時出現了一個大問題,1968~1977 年間被迫上山下鄉的青年總共約 1600  萬人要求返回城市,甚麼叫上山下鄉?當時北京、上海、天津、杭州等大都市的年輕人下放範圍遍及全中國,有的關係好只丟到家鄉 100 公里外近郊,沒背景的丟到黑龍江、新疆、青海的勞動農場去工作,人口密度較低的省份青年下放則以自己省內優先考慮,例如我常看到電視上廈門老知青聚會,他們下放的地點就在 300 公里內的閩西、閩北山區。

這 1600 萬人到了 1979 年即使少部分已在農村婚嫁仍努力爭取返回城市,這 1600 萬人特徵是:在文革期間最高僅中學畢業,而且已被註銷城市戶籍!部份極端優秀的尖子可以考上 78 年重新招生的大學聯考(中國稱為高考),但是大多數人沒有那樣的天份更已經荒廢青年歲月了。他們拼死拼活回到都市之後,這個一切靠糧票、布票、批文運作的計劃城市裡早已沒有他們立錐之地了!!!

1980 年代初,這些噙著淚水的平凡人只能去做城市裡最低等的單幹工作,例如擦鞋、零工、踩三輪車、開小店。要做這些工作還要申請一張「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簡稱「個體戶」。「個體戶」的主要申請人除了上述的返鄉青年之外還有 1956~1978 年期間被貶為社會次等人導致升學、遷徙、受雇處處受限的「地、富、反、壞、右」五類份子(台灣比較常翻譯為黑五類)。在 1949 年起新中國根深蒂固的計劃經濟觀念裡,此時成形的「個體戶」族群是含有「國家體制外小民」的鄙視含意,當時在北京生活受到保障還能配房的公務人員則稱這些可憐的「個體戶」為「小市民」。

有興趣可以看這一篇文章~中國第一個工商個體戶:同學、朋友都看不起我 

1980 年代初是一個機會無窮的時代,那真的叫計劃趕不上變化,例如台港日生產的電子錶筆、簡易計算機、俄羅斯的羽絨服、皮夾克……都在這時滲入了沿海各地。你敢批貨來賣嗎?或是你敢搞以貨易貨嗎?被毛主席管教過的體制內中國人很敏感,前幾年買低賣高就是「投機倒把」抓到是要治罪的!誰敢做這「投機倒把」生意呢?當然有!爛命一條,沒有後顧之憂的返鄉知青、五類份子「個體戶」願意嚐試!就因為如此,當 60, 70 年代的溫拿~體制內的「紅五類」只能領死薪水的時候,卻眼巴巴看著這些魯蛇壞份子「個體戶」跑遍各地交換資訊從事買低賣高大生意,當時對這些勤跑生意的「積極壞份子」有一個新名詞叫做「倒爺」,當然!這樣的能力僅限於少部分的邊緣人,積極的態度讓他們賺進了第一桶、第二桶金!

80年代有句順口溜叫「拿手術刀不如拿剃頭刀,搞微機(計算機)不如賣燒雞,造導彈不如賣茶葉蛋,耍筆桿不如拎秤杆。」

當這樣的社會風氣孳生,體制內的溫拿小公務員只能罵罵,但是身掌國企資源的溫拿官員們看到「倒爺」們的金桶這下可坐不住了!80 年代初中國避免跟外國自由市場直接對沖,先搞了一個價格雙軌制。假設 A 廠化學肥料國際上一噸市場價 1000 元,原料 500 元。但是國內生產原料的上游廠商原料只賣我 350 元,我生產的化學肥料規定要以 700 元提撥給下游 B 國企。這時誰拿把 A 廠產品丟到自由市場一噸就現賺 300元。

假如 B 國企少拿了 200 噸呢?

假如 B 國企根本不需要 200 噸,B國企總經理還是硬把化肥拿足了呢?

假如客戶根本不是B國企而是好欺負的農民呢?

這時A,B國企老闆就有了機會把產品丟到市場上大撈一筆!這種老闆被稱為「官倒爺」 ,「官倒爺」也就是六四事件學生口號「反腐敗反官倒」的反對標的!

看一下六四事件過後一段對大學生的訪問:

「那些真正富起來的人不是倒爺(都是 60,70年代的社會次等人)就是明星,這就是我的感受。像我父母那樣的人,一輩子老老實實,勤勤懇懇……卻沒有得到甚麼回報。比如我的母親,每天備課、講課,她耗費的精力肯定不比歌星在台上唱歌少。……」 

從以上看,1980 年代的中國仍有許多不足之處,毛澤東數十年的高壓管制使得紅色中國的紅五類就像這位受訪者對資本主義模式了解仍嚴重不足,他不能理解只唱幾句的歌星為何能拿高薪?心裡對扮演商人身份「倒爺」的崛起心有不甘,加上 80 年代末期的通貨膨脹溫床,更助長了「倒爺」、「官倒爺」尋利的空間。

黑五類出身的「倒爺」和貪官出身的「官倒爺」埋下社會的不平,加上通貨膨脹導致平民生活漸漸困苦,恐怕這才是全國級動亂六四事件的發生背景,胡耀邦去世、戈巴契夫來訪只是提供了觸媒,讓這把反「倒爺」、「官倒爺」之怒火得以點燃。

2016年6月1日 星期三

文革宣傳畫概論


1951 年通過婚姻法的宣傳畫, 畫風仍近似年畫, 上海畫


前不久提到宣傳畫(Propaganda)感觸萬千,2005~2007年我曾經短暫且狂熱的投入中國文革宣傳畫(Propaganda)的收集∕研究,原因是當時有機會靠這題目成為某出版社的一書作家,當年(直到今天)的背景是中共仍把這議題當禁忌,Amazon上面已經有不少討論中國政治宣傳畫的外國書了,但是歐美書僅限於收藏無法對每一張細節進行解釋,出版社認為此案可成為第一本中文書,後來因為資方、編輯群、筆者三方對景氣、市場、敘述深淺、美編等因素各有不同看法,尤其當年尚未大量開放陸客觀光,對此議題極度陌生的國內是否具足夠市場?經市調後並無把握,此案也就此擱置至今。

參考 : 文革小兵 網站

2007年我查過國內可能只有我一個愛好者,對於宣傳畫的初步了解都來自對岸的朋友包括吾友王寧、兩位親身經歷文革的北京大叔指點還有一位香港鄺先生,2007 年左右我自中國找到兩本關於文革宣傳畫的書都當它古玩看待,只論收藏不議身分,資訊有限,我撰稿為當時的出版案時仍有許多疑惑未解。

一直到近五年中國才漸漸放寬,武漢大學、南京藝術學院開始出現學生碩博士論文研究文革宣傳畫,提供參考資料。

老上海畫片
宣傳畫(Propaganda)的古歷史我就不多說了,20世紀前半段使用最廣泛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以及蘇俄內戰、西班牙內戰,20 世紀後 50 年的主要舞台轉移到中國、北韓、越南以及非洲國家。

歸納關係可得:最適合宣傳畫的舞台是識字率偏低、經濟拮据、大眾傳播效果不佳的國家以做為政府宣傳之用,在中國部份,遇到百年一遇的文化大革命助興煽火,從發行圖 ∕ 版 ∕ 量來看, 60 年代的紅色中國更成了世界政治宣傳畫史上千年不遇的黃金期。

從上一段的說明應該猜得出來,蘇俄史達林老大哥在1950 年 3 月時簽署 156 項引進工程(鋼鐵、能源、機械、交通、電力、採煤)經援中國,顧問團裡也有莫斯科文青把蘇俄拿手的宣傳畫(Propaganda)一起帶入中國,有趣的是中共 1950 年還來得及沒培養出共產黨底子的畫家,只得徵召畫家協會裡民國時期畫家負責作畫,政府欽定的宣傳畫出版社只有三家!兩家在上海,一家在天津。這些人原來工作是畫「大吉大利、五穀興旺」之類中國年畫或是廣告美女圖為主題的老上海畫片,習慣於畫土地公、年娃娃、娘子、廣告美女等等的畫家忽然必須改畫解放軍vs. 地富反壞右(五類份子)的衝突畫面,現在看來難免不太適應,這些傳統畫家作品缺點就是構圖觀念稍差,往往正方角色不夠氣宇軒昂,反方角色卻不夠猥瑣卑下,作品看起來就是比蘇俄老大哥的作品少了幾分殺氣!

1957 年推動農業合作社的宣傳畫


即使有以上的傳統包袱存在,1950 年代中共宣傳畫仍有走出了自己的風格,並且不斷的跟蘇俄、波蘭、羅馬尼亞以展覽會、研討會保持交流,促使讓畫風從溫厚的民國時代色彩漸漸走向東歐色彩濃厚的無國界的無產階級世界美術畫。

1966 年 2 月電影演員出身的江青主導【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提出「文藝黑線專政論」開始介入所有的「美術作品」,用不懷好意的影射眼光不只砸了民間的畫、禁電影、禁戲劇、停刊物,竟然還波及了為黨喉舌的宣傳畫!!!到了 1966 年 8 月破四舊運動,2月衍生這群工作隊也是兇手之一,多疑的他們找理由負責滿街砸招牌、年畫、路牌廣告。在這樣險惡爪牙遍怖環境下,可想見能夠通過江青這批人審批的宣傳畫是何等模樣?此時也宣告 1966 年 8 月正式進入「紅色宣傳畫時代」!


文革時期地方創作的紅色宣傳畫
一個作家提著腦袋瓜畫「紅色宣傳畫」不二法則就是構圖簡單不做暗示以避免遭噴墨影射,遵從江青指示的「三突出」原則:

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
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
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主角人物要「色彩紅、光、亮,形象高、大、全」,十年文革期間(1966~1976)年間的宣傳畫作品在江青主導團隊的主導下沒有繼續走向東歐化!反而走出了自己獨特的風格。


文革最激烈的三年(1966~1968)是一個舉國動亂,造反有理的年代,允許民間自由集社成立紅衛兵小隊,宣傳劃創作方面也進入百花齊放的三年,除了前述的三家出版社之外,各地已經停課的藝術學院、美術學院、以及新成立的革命委員會(取代政府的臨時機構)也開始創作文革宣傳畫,這段期間的創作特色是量小、傳播區域小,地方創作人員海闊天空,憑著胸腔一股熱血畫出很多比中央定性更激進的「紅色宣傳畫」像左邊我舉例這張,圖畫下方寫的是

"砸爛勃烈日捏夫(當時蘇聯老大)的狗頭,砸爛柯西金(蘇聯外長)的狗頭"

這~~ 夠嗆吧!不過三年過後這股激情迅速又被老大哥 100% 覆水回收了,小痞子跳不出毛主席的手掌心,滿腔熱血的畫家只好下鄉去創作了。


廣義的十年文革期間(1966~1976)電視仍是侷限於北京高層的奢侈品,報紙採取每天張貼在公佈欄上而非寄送到家,反倒是宣傳畫成了政府發佈政治運動最佳的傳播媒體,什麼「批林批孔」、「農業學大寨」、「反擊右傾翻案風」之類的運動,就必須要在各公共場所張貼宣示,直到毛澤東去世,文革結束為止。

1970 年代, 四人幫當政期的紅色宣傳畫


文革結束,一手發動「文藝黑線專政論」的四人幫自己成為「紅色宣傳畫」的最後一道祭旗。1978年鄧小平改革開始,宣傳畫仍是千瘡百孔滿目瘡痍國土的重點項目,只不過重點轉向「計劃生育」、「四個現代化」、「科學教育」等主題,畫家們轉參考西方海報構圖,人物畫風又恢復到民國時期畫土地公、年娃娃、娘子、廣告美女那種畫風了。

1978 年之後的宣傳畫主流 - 計畫生育


1978 年改革開放之後,「紅色宣傳畫」從此成為絕響!初期也是民眾欲速除之的敏感政治作品,貼於家庭和公共場所的宣傳畫隨著房屋改建走入歷史,只有負責銷售通路的新華書局和前述的三家出版社成為保留完整版宣傳畫的聖地,到了 1990 年代末期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裡「紅色宣傳畫」算是相當重要的交易項目,不過近年市場夠大,盜印版宣傳畫出爐,可惜的是能夠盜印的通常是發行量較大的宣傳畫,價格急速下降,一切又歸於平淡了。


2016年4月1日 星期五

中國有哪些批評人士?



在台灣知名度最大的反共產黨人士莫過於跟台灣往來密切的王丹、袁紅冰、陳破空等人,對了!再加上總統大選前開始爆紅的劉仲敬。

如果我們只透過這些人評論來看中國的話?時間久了必定出現偏差!

首先王丹、袁紅冰、陳破空 ..... 這一類算是已經流亡海外的黑名單,已有多年時間無法返回中國境內,中共對他們採取「移開火種」的處理方式,就是說反正老子國土大!差不了你一個!我也不想跟你吵,任你謾罵抗議都沒關係,處理方法就是讓你的名字永遠不在 13 億人民前出現,老子就贏了!!!

進入中國國境之後,還有反對人士 (本地 26 朋友指導應該改為 "批評人士") 嗎?有的!

以台灣的民主化經驗,要從媒體裡找反對派 批評人士要分三層次:

1。電視
2。出版品(書、報紙)
3。網路

如果在台灣,一個政治新星出名可能一天就可以上這三層次的媒體,但是在中國這三者層次分明。


  1. 電視:這是老大哥的絕對稀有財,地方電視台也必須跟隨老大哥。處理方法是不可能出現反對人士的名字(除非判刑)!電視上常出現一些學財經、經濟的人士批評政府作為,這些人的批評僅限於政策不涉及體制,我不列為反對人士。
  2. 出版品:已有出版法的管制,江澤民時代算是比較寬鬆的(法輪功事件把此寬鬆政策遮蔽掉了),後面兩朝愈來愈緊。每一本書出版都要審稿,只要你會找,還是可以從研究性論文書籍找到很多對黨/政府不利的研究。
  3. 網路:不同之處,在於網路上的東家由黨中央換成了民間,即使是視訊公司為了市場也敢跟政府打擦邊球,被消音的教授作家可以到這裡把他的想法講出來。

中國的網路生態很有趣!中年人很多,因為中國 1953~1960 年出生那一輩命運坎坷,當文革小兵、上山下鄉、高失業率、 90 年代下崗都被他們遇上了,老了總是要找件事肯定自己,有很多這輩老魯蛇成為網路上的優秀作家。

下表是我整理的反對人士(或稱批評人士),必要條件是具有全國性的知名度,有出版書的經歷,而且曾經引起毛左派的反擊。



我整理的這張表,左上表格名單也就是從研究看出政府荒唐又敢開口批評的一群,暫分兩大族群:學法律的(跟台灣過去很像!)以及學歷史的。賀衛方、許志永、張雪忠、張千帆都是學法的!周勇、張鳴、袁偉時、章立凡是學清史的(學清史這批人的故事很有趣,值得另文介紹)。中共對待這些人要顧慮到國際觀瞻,對他們的容忍程度大於其他族群。

右上方的表格,楊天石、楊奎松、楊繼繩、曹樹基、秦暉、劉瑜這些人研究政治體制、黨史、民國史、大饑荒得到了對共產黨不利的結論,他們部分著作成為禁書,同時也遭到保守勢力的攻擊,但是跟上一族群不同點在他們懂得閉嘴不說話,楊奎松形容「走在河邊,隨時可能掉進水裡」,如果皇帝願意~~還是可以用「誅心」的名義把他們抓起來!

左下表格稱不上研究型學者,但是敢批評,這些人通常有他的獨特背景,超過 85 歲的資中筠當過毛澤東的英文秘書還管過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章詒和是名人之後,袁騰飛搞出了全國性的知名度,陳丹青拿外國護照。

相對起來,劉仲敬是最沒有靠山的,上次他自己說有機會流亡海外,話不是無中生有的!(註:此文發表幾天後劉先生果然流亡海外,這是我預測最準的一次!)

如果不屬於這些族群的話,斤兩不夠最好還是選擇不說話,去年底有個案例是:一個網路上的業餘作家傅志彬把多年連載作品拿到台灣出版隨即遭逮捕判刑。另一個年輕人沈勇平拍了影片【百年宪政】下場也是入獄。


上面名單裡最有名的賀衛方教授說過的:

有 2000 年專制的歷史,控制就是一切,控制已經嵌在每個人的 DNA 裡。

如果這樣看,反對人士只是必要的裝飾品。

1998 年起我認識過成百上千的朋友,從博士到不識字的農民都有,90%都跟我提到要統一台灣,深聊過,已脫離現有意識形態控制的朋友,我仔細想想不超過 10 個吧!